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西部文明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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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考古学报》年03期,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

年3月,阎金铸同志在山西吉县东城乡西村清水河畔柿子滩,发现一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同年4至8月,由临汾行署文化局主持,与有关单位作进一步调查,并做了局部试掘。试掘面积平方米,获得一批重要文化遗物及一些动物化石。本文就是对这批遗物的初步观察与研究。

一地层概况与动物化石

山西省吉县,地处吕梁山南端,县境中以石头山、范家山、高天山、君帝岭一线为分水岭,东麓水系流向汾河,西麓流人黄河。整个地城山峦重叠,群峰竞起,山间沉积中更新世红色土,形成典型的山间黄土塬、梁、峁地貌。

柿子滩遗址,位于吉县城关西南30公里的清水河畔,西距黄河2公里。清水柯发源于吉县东部离天山,向西北至川庄乡折向西南,沿高祖山与火炎山之间谷地流贯吉县全境注入黄,河。流填地区的黄十梁峁和高塬地形被清水河切割为河谷。柿子滩遗址为渣水河阶地堆积,因河水深切基岩达30米而形成基座阶地。阶面海拔高度米,塬面海拔为0米(图一)。

清澈的河水成S形流经阶地左侧,至阶地前缘突然跌落至30米的深谷,形成一道壮观的瀑布。阶地后缘为三迭系基岩,清水河沿北侧基岩环流,侧蚀下部松散岩层,形成了上凸下凹的自然岩棚,离堆山高高赢立在阶地南侧,独蜂突起,俯览全境,是远古人类栖息的理想地城。

柿子滩遗址的地层自下而上为;

基岩由三迭系红色砂页岩及灰色砂岩,泥岩构成,厚30米;

1.底砾层由角砾、砾石和粗砂混合堆积,成分为砂岩、页岩、泥岩和灰岩等,角砾长轴在30—90厘米之间,小砾石在2—12厘米之间,筛选与磨圆不好,顶面凹凸不平,层内产粗壮石器及动物化石、烧骨、烧石、灰烬等,厚1.3一3.5米;

2.灰褐色粉砂土层土质松散,含砂量大,中夹小砾石与粗砂混合的透镜体,有少量石器及动物化石,厚2.5米;

3.灰黄色土层质地较细,土质坚硬,含有细石器、石片石器及动物化石、灰烬、烧骨等,厚5.5米;

4.黑垆土层颜色褐赭,下部逐渐变红,质地较硬,具垂直节理,白色钙丝发育,含大量细石器及石片石器,厚1米;

5.耕土层土质松散,为现代耕作面,散见少量细石器,厚0.4厘米(图二)。

这里出土的动物化石,大都为零散破碎的牙齿、角和骨片,很难鉴定出准确的种,但它们的属是比较清楚的。经初步观察可辨者大致有以下十种。

田鼠(Mierorusp.)产自第4层,以半具右侧下颌骨(保留P,一M,)为代表。酚鼠(Myospalaxsp.)产自第4层,以一具完整的上颌骨为代表。黑鼠(Ratfmssp.)产自第3层,以右侧半具下颌骨(保留P—M,)为代表。虎(Felissp.)产自第3层,以一枚犬齿为代表。

鹿(Cervwsp.)产自第1-3层,以牙齿及角的残段为代表,较完整者为第1层一具保留有Pp一M*的上颌骨。

牛(Bossp.)产自第2层,以一枚M,为代表。

羚羊(Gezellasp.)产自第4层,以数百枚牙齿为代表,且有相当部分经过火烧。猪(Sw;sp.)产自第2层,以半具左侧下颌骨(保留P,一M,)为代表。犀(Rhinocerossp.)。产自第1层,以一枚M,为代表。鸵鸟(Struthiosp.)产自第1层,以一些蛋壳碎片为代表。

软体动物化石有Noduloria、Cipangopaludina、Fruicicda三种,与现存者没有什么区别。

二文化遗物

柿子滩遗址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和岩画两部分。石制品等共一八O七件,其中由直接打击法打制并细加工的石片石器一O二○件,间接法压制的典型细石器七五五件,砾石石器十八件,还有二件蚌器,均出自底砾层上部的2一5层。因其混出,故我们将其归于一起进行观察研究,统称之为上层文化,但为了描述和观察的方便,我们又将这两种不同风格的石制品分开处理,将使用直接打击法产生石片而制作的小型石器划为石片石器类,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划为细石器类,以期条理清晰;岩画两方亦归入上层文化。有十二件粗壮石器和一块槽形砾石出自底砾层(第1层),称为下层文化。

(一)下层文化

粗壮石器十二件。全部出自底砾层即第1层,虽然数量不多,但类型尚不少。其特点粗犷硕大,加工粗糙,与上覆各层所出者明显不同。

石核四件。主要是变质砂岩和角页岩,均为不规则状,以锤击法和砸击法产片,片疤宽短者多,长者少。碰击者系以板岩两面的岩石层面为台面垂直砸片;锤击者多为互借台面,即以适用的片疤为台面,转换使用,使核体呈不规则的多面体;有的则沿石片的长边交互打击产片,与修理刃缘相似,核体留有较大面积的自然岩面(图三,1)。

石片一件。长8.31、宽6.61厘米,台面打制,劈裂面与台面均留有双锥体,石片角为°,或为碰砧法产生者(图三,2)。

尖状器二件。分别为石英岩和砂岩质,以石片制成,由劈裂面向背面单向加工,尖端扁疆,后根部为岩面,长轴分别为8.65和5.47厘米(图三,4;图版叁,31)。

砍斫器三件。均为变质砂岩,最典型者一件(),长22.65、宽13.14厘米,大石片制成,由劈裂面的一侧向背面单向修理出刃缘,相对一侧是钝厚的自然岩面,刃口有一排小石片疱(图三,3;图版叁,29)。

刮削器一件。系在自然弯曲的灰岩石块的弯曲缺口内加工刃缘,制成凹刃刮削器(图三,5;图版叁,32)。

石锤一件。系圆形石髓块,被截去一端呈半圆形,另一半的圆棱布满碰击时遗留的疤痕,截去面平齐,把握得手(图版叁,30)。

另外,还出土槽形砾石一块,打制成方形,长6.2、宽3.2、厚3厘米左右。左侧厚处制出深1、长2.5、宽1.4厘米的长槽,槽内贮有一种淡肉色的物质。经山西师范大学化学系分析化验、知其含有大量二价硫酸根离子(SO7)、三价铁离子(Fe+)、三价磷酸根离子(PO{)和少量二价铁离子(Fe+)、一价钾离子(K+)以及一价氯离子(Cl-)等化学物质。这种槽形砾石也见于下川P),该遗址研究者认为适于磨制骨器,似乎与柿子滩者不同(图三,6)。

(二)上层文化

1.细石器七五五件。以黑、白、红各色燧石及角页岩、水晶、石英岩等为主要原料,由其形态及工艺特点又可分为四类。

(1)细石核二〇八件。占27.5%,核体均较小,台面有预制和利用自然岩面或节理面三种;类型有楔状、船底形、漏斗状、锥状四种;全部以直接打击法预制为核坯,再以间接打击法产生细石叶,故均留有细长石叶疤,兹分类描述于下。

楔状石核七九件。占细石核总数38%,有宽型和窄型之分,总的特点是台面经过预制,剥片端较宽厚,相对端修成弧刃,侧视呈楔形或扇形。台面预制有从宽厚面向窄面打片修制者,也有从一侧向另一侧打片修制者。经过预制的台面,均呈陡坡形;自宽厚端台面向底端斜向压片,片疤直通底端弧刃,最长者()可达3.4厘米。较小者()片疤长1.9厘米。核体多在2.72×1.56×2.0-2.4×0.76×1.68厘米之间(图四,17、20;图版叁,1、2)。

船底形石核六十四件。占细石核总数30.8%,台面均经修理预制,两端基本平衡,剥片大部在台面之一端,两端剥片者较少,底端圆弧,侧视呈船底形或梯形。核体最大者()3.9×1.54×1.96、最小者(0)1.24×0.65×0.52厘米,片疤长度在0.8—2.5厘米之间(图四,22、23;图版叁,3)。

锥状石核三十五件。占细石核总数16.8%,分长短二型,短者多数。台面顶视圆形,多为横截面或由外向内多次修整的石片疤面;沿台面翘棱周边剥片,片疤上宽下窄向锥尖集中,如铅笔头状。台面与锥身比例,最长者()0.89×2.43、短者()0.84×1.51厘米(图四,12-—16;图版参,10-15)。

漏斗状石核三十件。占细石核总数14.4%,台面分整圆与椭圆二型,系石片疤面或节理面。剥片方式虽与锥状者同,但本类由于台面大核身短而核体呈现低矮的漏斗状。椭圆者一般均为预制核坯,整圆者系将一卵圆形砾石齐中线横砸开,一分为二成两个核坯,劈裂面即为各自的台面,这种核体多留有部分岩面()。其比例,整圆台面者为3.43×2.0-2.91×1.33厘米,椭圆台面者为3.21×1.4×1.51—1.75×0.87×0.95厘米(图四,18、19、21、24;图版.,)。

(2)细石叶五四五件。系各类细石核石叶疤的对应物,分头尾两全、有头无尾、无头无尾三种,背面都有一至二条纵脊,故其断面有三角形和梯形之分。形态有平直者,亦有尾部弯曲者,有的还有使用痕迹。片身比例多数在2.63∶0.47厘米之间(图四,1—5、7一10)。另有细而小的石叶九十五件,不象上述石叶典型,可能系压片时的残碎者,亦归入此类(图版参,10一26)。

(3)细石叶歪尖尖状器一件。由黑燧石石叶制成,长2.82、宽0.6厘米,是全部石器中仅有的错向加工者。制法是将石叶两长边错向加工平直,然后在尖端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成斜向右上方的歪尖,制作较为精细(图四,11;图版叁,27)。

(4)细石叶侧刮器一件()。由黑燧石石叶制成,长3.3、宽0.75厘米,背面有两条纵脊,断面梯形。是将石叶远端折断,在右侧一边由劈裂面向背面修压出平直的刃缘,使之成直刃刮削器(图四,6;图版叁,28)。

2.石片石器一O二○件。凡以直接打击法产片修制成器或以间接法压制修理的工具及与之有关的石核、石片皆划为此类。此类石料绝大部分为石英岩,黑色角页岩及燧石占少数。

(1)石核十三件,分三类。

漏斗状石核二件。,石英岩质,台面为石片疤面,沿周边剥片,共有十个石片疤,最长者为4.45厘米,台面宽与核高比为6.22∶3.76厘米。,黑燧石质,台面系自然岩面,剥片方式与上同,核体宽高比为6.5∶3.7厘米(图五,1、2;图版陆,9)。

两极石核六件。均石英岩质,前身为小型砾石,打片方式以为例,砸击剥片,两端砸痕清楚,片疤纵向放射,周边均有石片疤,片疤连通,核身呈多棱体,高4.6厘米(图五,3)。

船底形石核五件。石英岩和燧石质,台面打制,顶视椭圆,侧视船底形,三面剥片,核身两侧有两个宽凹的石片疤相背排列,可能为了夹嵌固定,如、(图五,9;图版陆,8)。这种石核如果归入细石器类,作为船底形石核的预制体亦可。

(2)石片五六五件。以石英岩、角页岩和燧石为主,长大于宽者四三二件,宽大于长者一一三件,两极者二十件。占该类石制品的55.3%。石片台面均呈长凹或细长条形,有岩面或魅面,打击泡鼓凸,石片角在90°—°之间,而以93°—95°之间者居多数;产片方式主要是锤击法,尺寸较小,片身比例长石片在1.93∶2.5-3.17∶4.27厘米、宽石片在3.13;1.66一3.4;3.1厘米之间;砸击石片的台而不象上述两类清楚,但劈裂面清晰(图五,4-6、8)。

(3)石器共四四二件。有刮削器和尖状器、石镞等主要类型,而以刮削器为主体。

刮削器三四二件。占石器总数的77.4%,可分为五型十一式。A型∶八十三件。侧刮器,分五式。

Al式四十件。卵圆形弧刃刮削器,绝大部分以石英岩卵石腰部砸击一劈为二,再在远端由劈裂面向背面顺石片弧缘单向加工,改自然锋刃为略钝厚的支持力强的弧刃。这种一面为自然岩面一面为石片疤面的刮削器,形体椭圆,使用适手。一般长7,26、宽4.22厘米左右(图六,1;图版肆,1)。另一种系将石片一侧打击成厚钟的背部,使之成为宽短、器身横断面呈三角形的圆形弧刃刮削器。,背部厚1.42、刃部厚0.4厘米,刃角60°(图六,2)。

AII式;三件。半月型刮削器,变质砂岩和灰绿岩质,体型较大,制法是将板岩一侧单向加工成半月形钝厚刃缘,一侧则折断平齐作为把握的厚背,有的一面尚留有大片岩面。,刃缘修理石片疤重迭,刃角陡峭,达73°,背长9.55、刃缘长15.8厘米,背面为砾石面,有数处砸击疤痕,与山西蒲县薛关者非常一致(图版肆,2)。

AlII式;七件。直刃刮削器,石质石英岩,系将一面为岩面一面为劈裂面的石片,顺相背两条长边加工刃缘,使其呈两侧直刃。,典型器,长4.16、宽2.18、厚1.69厘米,刃角71°一73°(图六,3)。,系以薄长石片制成者,与上述不同处是用交互打击法修出两条直边刃缘,长5.13、宽1.87厘米(图六,4;图版肆,4)。

AIV式;十四件。弧背直刃刮削器,全部系石英岩石片制,其特点与1式的打片方式及加工方法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刃部。前者沿石片自然弧缘修成弧刃,而此式将弧缘修成直刃,背部保留原来钝厚的弧形背,刃缘长度在5.28—7.33厘米之间(图六,5;图版肆,24)。

AV式;十八件。直背弧刃刮削器,大部分为石英岩石片制,石片背面亦均留有不同面积的自然岩面。这类器物除将刃部以单向修理制成弧刃外,主要是加工背部,将其修整成钝厚平齐、把握得手的直背(图六,6、7;图版肆,20)。

B型∶二四〇件。端刮器,全部以薄石片单向修理制成。分四式。

Bl式;圆刃圆底,制法是在石片远端修出圆形钝厚的刃,石片的台面部分略加修整,呈圆形底端,器身一般长1.73厘米左右,刃角76°。如(图六,8;图版肆,8、9、12)。

BII式∶圆刃带餐,此种器物刃日修整方法及长度、刃角皆与Ⅰ式同,唯底端两侧各击掉一片石片修成铤柱状,可能为夹嵌之用,如(图六,9;图版贰,5,6)。

BII式;圆刃平底,器身较前二式厚,达0.76厘米,刃缘陡峭,为76°,底端折断平齐,如,亦称短身圆头刮削器(图六,10一12;图版肆,7)。

BIV式;圆形圆刃,此类数量最多,达一二五件。均呈圆形,与上述三式主要区别是周边皆修理成刃,刃角及加工方法则与上三式是一致的。大小悬殊,大者()直径为1.96厘米。小者仅0.84厘米(图六,13、14;图版肆,10、11、13—16)。

C型∶五件。凹刃刮削器,四件石英岩质,一件红燧石质。分二式。

CI式;均系小砾石砸片制成器坯,再单向击出凹缺刃口,器身均留有部分岩面,刃角陡缓不一,在52°-71°之间,长4.35—5.24厘米(图六,15—17;图版肆,17、18、23)。

CII式;皆薄石片制成,长在2.2—4.39厘米之间,制作方法有将扁平石片先击出一缺口。在口内修制刃缘者,如(图版肆,17);亦有利用石片原留有的凹缺部位修制刃缘者。

D型∶三件。龟背形刮削器,二件为石英岩厚石片制,,较典型,长4.9、宽2.38、厚1.12厘米;劈裂面为石片疤面,背面为岩面,沿周边自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加工片疤小而重迭,刃口74°;由于刃缘陡直,背面明显隆凸且留有长条台面(图六,18)。另一件()长5.58、宽2.88厘米,系用厚石片预制成背部隆突的凸形背,再在器身周边制出刃缘,刃角在51°—55°之间(图六,21;图版肆,21、22)。

E型∶四件。三棱状刮削器,这种器物均系黑燧石质,呈长条状,断面三角形,原型为三棱状石片,加工方法是沿周边单向压峰,留一棱为背,长宽比为1.59∶0.96厘米,刃角在53°一75*之间()。,长3.1、宽0.6—1.2厘米,较为典型(图六,19、20;图版肆,25、26)。这类刮削器形态特殊,很难归人其它类,故另立以述。

尖状器四十九件。主要以石英岩、燧石为原料,占石器总数的4.8%。分五式。1式;八件。双尖尖状器,呈梭形,均由石片劈裂面向背面单向修理,腰部弧突,两端制成锐尖;有的通体加工,有的保留岩面,都是底面平坦、腹部隆突、两边对称、两端尖锐的双尖器。,长6.72厘米,周边由劈裂面向背面精细压制,小石片疤排列规整,类似通常所谓的桂叶形尖状器。一般器长5.94—9.4厘米,是代表本遗址风格的器物之一(图七,1一4;图版伍,1、2)。

I式;十件。歪尖尖状器,用料及制作工艺与Ⅰ式一致,最大不同是器身中部隆凸,器底圆钝,器尖统一歪向左侧,造型较为别致。器长4.8—9.2厘米(图七,5—9;图版伍,3、4)。

Ⅲ式;二十八件。正尖尖状器,二件为角页岩质,余皆系石英岩。修制方法除一件是两面加工外,其余全系单向加工,有的背面尚留有岩面。尖部均为顺石片长轴指向一端的正尖。器背较平缓,不像歪尖者那么隆凸,底端有圆有平,特点突出。尤其是底端,纵向打去一至二个石片,使其呈扇平状,夹嵌很得力,这类尖状器似应为投枪的枪头。、正尖圆扁底,断面近三角形,长6.36厘米,器身两长边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底部在劈裂面略加加工,使之成扁圆的后根,可能是为了便于缚夹(图七,15;图版叁,5)。大小基本一致,长6一6.72厘米(图七,12、14、15;图版伍;6、9)。

IV式;一件。心形尖状器,以石英岩宽而薄的石片由劈裂面向背面单向加工而成,劈裂面平坦,背面为岩面。沿石片两侧边加工至远端交汇成尖,底端圆弧,小巧美观,使用灵便,是造型新颖的典型器物(图七,11;图版伍,7)。

V式;二件。三棱小尖状器,器身较小。,厚石片制成,制法是沿石片两长边单向加工成断面为三角形的三棱尖,底端打去一个石片,使其变得扁薄,器身长为2.97厘米,加工较为;精细。另一件仅加工出三棱尖,不甚规整,长2.66厘米(图七,10、13;图版伍,8、20)。将一直一弧的石片两长边及远端精细修琢成尖,石片的台面端两侧打成两个相对称的凹口,以便于绑扎。,由石英岩石片制成,长3.41厘米,两面加工成两条弧边交汇远端成尖,近端斜向打断,形成斜铤(图八,1、2;图版伍,10、11)。

I式;二件。扁尖,这类石镞亦由石片制成。,系一侧单向加工一侧两面加∶上,尖部偏扁,后根钝厚且留有数条条形片疤,可能由一件楔状石核改制而成,长3.19厘米。0,系两面加工,侧边薄,尖端扁,后根中部正反两面打制最薄,可能专为夹镇而特制,长3.16厘米(图八,3、4;图版伍,12、13)。

/Ⅲ式∶八件。尖部歪向一侧,底部有圆底和平底两种,均两面加工,尖及侧边锋锐,器体两面修整平坦,长、宽2.53一2.66厘米(图八,5、12;图版参,14、15)。

雕刻器二十三件。均石片制成,器长1.9-3.27厘米,有斜边与屋脊形之分。

斜边者加工方法均系沿周边由劈裂面向背面单向加工,小石片疤密布于石片两侧边,最后在其一端斜向击去一个石片,制成一个向一侧倾斜的工作尖,如,长3.4厘米(图八,7;图版伍,16)。

屋脊形者加工不甚规整,加工部位集中在接近工作尖的上半部,亦系单向加工,唯在尖端修制工作尖时,是从左右两侧先后各击去一片石片,使工作尖呈屋脊形,如,长2.6厘米(图八,6)。

锥钻二件。均由厚石片制成,断面皇梯形和三角形,钻尖皆制成三棱状,非常尖锐,穿刺得力。,系黑燧石石片制成,长3.06厘米,单向加工,两侧边修成陡峭的钝边,尖端细而利。.系白燧石石片侧成,长1.92属米。制法形制皆与上者一致。区别在干后根部是方柱形,这和现今木工的钻尖非常相似,或系用于嵌镇(图八,8、9;图版伍,17、18)。

石锯二件。,较典型,系以黑燧石三棱状厚石片制成,长3.12厘米。系选石片一长边,依次打出一排石片疤宽短凹深的缺口,各片疤之间形成三角形锯牙状,与加工长边相对的两长边所夹的平面体,如果嵌入骨、木柄内,截锯小体积骨、木料当甚为得手(图八、10;图版肆,13)。

琢背石片八件。将长石片的一侧边修琢成钝厚棱,可能为了镶嵌。断面为三角形,其棱背和上述石锯的棱背相似,而相对的刃缘则是自然锋刃不作修理以用作刀口,且大部分都有使用时崩落的小石片疤痕,一般长2.28—4.22厘米。,系本类中较典型者,器长2.4、宽0.5厘米(图八,11;图版伍,19、21)。

砍斫器四件,分三式。

I式;一件。系自石核剥下的第一块石片,纵断面三角形,加工仅限于劈裂面,由背面沿周缘向劈裂面单向打击,刃缘平齐,一侧钝厚,长宽为10.7×5.7、钝边厚4.12厘米(图九,1;图版陆,1)。

Ⅱ式;二件。,系石英岩薄石片周边加工而成,呈圆形,亦可称作圆盘状砍斫器,直径7.8厘米(图九,2;图版陆,2)。,以板状岩石两个层理面为正反面,自一面顺周缘单向加工,修成一周石片疤宽浅的刃缘,最大直径,10.18、厚3.35厘米(图九,3)。

I式;一件。系将石片远端横向单面加工成刃缘,原石片台面为把握部位,刃缘长轴为7.8厘米(图九,4;图版陆,3)。

3.砾石石器十八件。

磨盘二件。均以厚板细砂岩打制而成。,较典型,磨面及底而系岩石的层理面,周边由两面砸击修理,疤痕垒迭,磨面修成椭圆形,长31.2、宽20.4、高6.4厘米。磨面无磨痕但很平坦,中心留有一/硬击遗留的斑痕,整个磨面及上部边穆被赤铁矿石粉染成暗红色,可能用于敲砸研磨赤铁矿石(图九,12;图版陆,10)。

磨石一件。系黑色角页岩砾石,表面光滑释润,一端被打掉,留有几个清晰的石片疤,另一·端有一片磨痕,磨痕及石片疤处均被赤铁矿石粉浸染致红,应为磨研赤铁矿石的磨锤,当与上述磨盘配套(图九,6)。

手斧三件。皆变质砂岩制,体型硕大。采用厚石片或板岩一块,沿周边两面加工,制成圆尖圆底的斧形器,和我国旧石器时代一些遗址所出者甚为一致。,长16.32、宽7.33、厚4.67厘米,器形和制作方法与丁村手斧(贾兰坡,)、涝池河手斧(盖培、尤玉柱,)相似(图九,11;图版陆,5)。

石锤十一件。全部系石英岩卵石,原型有椭圆和扁状两种,有的被截去一端。典型代表为,系长卵石,长9.5厘米,两端因砸击而形成层迭的点状疤痕,且由于多次使用形成了小平面,腰部也有一片砸痕(图九,8)。,系扁圆状砾石,直径6.38、厚2.83厘米,周边已使用成轮状平面,腹面亦布满疤痕(图九,10)。,系方柱形长砾石,长5.85厘米,一端已被使用成光面,另一端横向打去两个石片,利用其打出的锋棱进行石器的细加工,可见使用痕迹(图九,9;图版陆,7、12、13)。

较多的一部分石锤是被截去了一端,截面曾被修理,留下的一端除端顶密布砸痕外,主要在于腹面的痕迹。这些痕迹不像端顶部的点状痕,而是一头粗深一头细浅的长条痕,或系使用时被尖厉的硬物用力刻划所致。因之,我们考虑这类石锤是否还可能有石砧的功用,因为被截去的一端,端面大都经过修理,可以靠倚在大砾石或石崖边加以固定。经过观察长条划痕,它们的划向全部是指向截面一端的,和我们的考虑相吻合(图九,7;图版陆,14)。

砍砸器二件。石质为角页岩和石英岩,系选石块最大边棱沿周边以交互打击法打片,两面鼓凸,刃缘成S形弯曲。,长宽厚为8.88×5.32×3.43厘米(图九,5;图版陆,4)。

4.其它

蚌器二件。,系利用蚌壳本身的自然弯曲部作为手握部分,另一端打成三角尖,两侧边有细琢的加工痕迹,长4.43、宽2.98厘米。,为错向加工的侧刮器,两长边被修成了两条直刃,器身较平整,长3.86、宽1.7厘米(图版陆,11)。

赤铁矿石七片。均为薄板条块,当为磨盘研磨原料。

岩画二方。画于阶地西北侧石崖南端岩棚下,高距现坡积地面1.2米,虽因年深日久风化严重,但赤铁矿石的赭红色及所绘形象,尚能依稀可辨。

第一方,高20、宽17厘米。绘一正面裸体女性人物,头圆形,顶扎双髻(?),两耳突出,双臂平举屈肘向上,右手似举一物。躯干丰满,袋状乳房向两侧下垂,下腹部与两腿连接处留一圆孔未涂色,象征女性生殖器,各部皆用赤铁矿粉涂抹,唯两腿肥胖作分立状用红色线条绘出。头部上方有七个呈弧形分布的红色圆点,两腿周围分布有六个圆点,意义不详,或为某种记录符号(图一○,1)。

第二方,高27、宽44厘米,位于第一方左侧0.5米。整个画面以红粉绘出,线条纵横交错,较为繁冗,内容难以辨认。从整个构图看,可能有两种意思∶一种可能为狩猎格斗图,左侧为鹿类动物,右侧为戴鹿头饰伪装的猎手,正在与猎物格斗;一种可能为舞蹈图,左侧二人,一戴鹿形头饰,一无饰,,两人的左右手合持一物,右侧二人,一戴鹿形头饰,一无饰,中间一人与两者手相衔,腾起作跳跃状。下部涂十个圆点,按二、三、三、二序例竖排。整个画面富于动态,至于其内容真谛,尚待今后作进一步的辨识与研究(图一○,2)。

三两点认识

(一)关于文化性质的探讨

柿子滩遗址的文化遗物,以石制品为主,共一八○七件。其中,上层文化含细石器七五五件,占石制品总数的42.1%,直接打击法制作或以直接打击法产片间接修理的石片石器一○二O件,占56.8%,砾石石器十八件,占1%,蚌器二件,占0.1%,其余为十二件下层粗壮石器。从主导文化遗物所占比例分析,本遗址当属典型细石器文化遗址。

典型细石器以细石核和细石叶以及其石叶制品为代表。细石核的类型以楔状石核、船底形石核最多,漏斗状石核和锥状石核次之,见于下川和海拉尔等地的柱状石核则尚未发现、有趣的是与之同区的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遗址也未发现柱状石核。这些类型的细石核是我国一些细石器文化遗址中的常见的类型,是决定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这里的楔状石核和船底形石核与萨拉乌苏、海拉尔、沙苑》、虎头梁、下川`、西穗山、灵井、薛关等地出土的极为相似,这不仅是它们的共性,而且是这种文化传播影响的纽结。

这里的细石核还清楚的说明它的各种石核形态,是在先行制出了各类核型的预制体以后再压剥石叶的。在压剥石叶过程中,随着压片工艺程序的进行,预制核体就逐渐衰变为最后的石核形态,但其最后形态又和原先的核坯在形态上还保留着一致性,不过一粗一细罢了。

细石叶数量最多,在形态上与其它遗址所出者并无差异,同样具有不加工即行使用以及去头、去尾或两端皆去,甚至加工成尖器的特点。大量石叶的去头断尾,无凝也应视为加工,因为它是为下部镶嵌准备的原料,是人类主观思维支配的结果。

本遗址土层文化石制品加工工艺技术,有用细石叶以压制法产生的尖状器、刮削器等,有用压制法将直接打击法产生的小石片修理的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镞等。虽然后者并不是用细石叶制成的,不能笼统地称之为细石器,但它们的制品技术,如使用压制法修理成器的工艺技术,则和细石器一脉相通,是应用综合技术进行工具生产的证明。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进程,由直接打击法演变为间接法,同样也有它自身的进程和规律,否则,压制法将成为无根之木了。这里的一部分石片石器中,用直接法产生了器坯而用压制法进行修理,使二法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套相延续的完整工艺,表明了它的演变过程,证明了它和细石器之间的绝对亲缘关系。

石片石器很有特点,其主要原料为石英岩,这种石料,在黄河滩比比皆是。石器的制作也很有特色,它是专门拣选一些小而长的砾石,将其一剖为二,然后再由劈裂面向背面修理刃缘。这种方法一次即可制出两个核坯或器坯,省工省力,且器身平坦光滑,刮削器和尖状器大都采用此法制成。这种石器的类型及特点与内蒙古中南部和山西西北部黄河畔的石器9、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中的一部分石片石器有更多的一致性,有些器物甚至同出一模,表明了它们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共同性,是黄河中游地带具有特色的文化。这个推断,有待今后的工作以取得确切证明。

所有尖状器的底端,大都制出扁平面,可能是作为投枪头便于绑缚而特制的;刮削器量多而别致,其中圆盘形刮削器、卵圆形刮削器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器物。工具的多型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谋生手段的多样化,两者是成正比的。

岩画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发现,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崇拜,表明已懂得用绘画艺术的形式反映自己的心理与信仰。从发现的研磨赤铁矿石粉的磨盘、磨石和赤铁矿石块看,绘画已在当时人们精神生活中占了一定的地位。

把细石器和石片石器分开描述,是为了叙述方便,但研究文化性质就应把它们合起来观察。这里的细石器和石片石器,从表面看虽属不同的工艺传统,但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从预制核坯或器坯到压制石叶或修理成器,工艺是相通的。从用直接法产生的小石片到以压制法修成的器物,本身就说明了直接向间接的过渡关系。在研究这批材料时,我们除了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纵向脉络外,还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横向影响与传播,这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起源和发展的探讨是有用处的。

综观柿子滩遗址上层文化的内涵及性质,可归纳为五个特点。,(1)典型细石器是文化性质的主宰;(2)石片制器是文化性质的特征;(3)单向打击修理是工艺的主导方式;(4)石片;石器和细石器是表异里同的结合体;(5)器物组合反映了社会形态和工艺传统的进步性。

我们认为,它与下川文化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和内蒙古西南部、蒲县薛关、沙苑等地更为接近一些,属黄河中游一支另具特色的文化。

柿子滩的人们,可能已是一个氏族集团,他们集中住在一起,过着采集渔猎生活,而且有了自己的精神文化。成批羊牙的发现,至少说明羊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而羊皮则是他们的衣服来灌,这些羊很可能悬他们的猎物饲养,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大量马牙化石的发现使峙峪-

人堪称为猎马人),众多的羊角使萨拉乌苏河的人成为猎羊人,那么柿子滩人为什么不能也叫猎羊人呢?

按通常对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判定,认为当时人类过着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农业和畜牧业还没有出现。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尤为盛行,仅有个别的磨制右器,陶器还没有产生》。柿子滩遗址上层文化和这个判定是基本吻合的,其文化时代当不会早到旧石器时代,由于遗址内没有发现磨光石器和陶片,当然更不会晚至新石器时代,如把它放在两者之间偏早一些,即中石器时代早一阶段,大体是可行的。

下层粗壮石器和上层文化虽有质的不同,但它们是埋藏在一套连续沉积的阶地内,上下层之间没有明显沉积间断征象,因而它们的时代至阜不可能超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时限。如此,则柿子滩遗址的文化期,当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早期。

(二)柿子滩遗址的地质时代

柿子滩遗址的地层堆积属山地河流基座阶地堆积,基岩以近乎水平的三迭系岩层构成,由于河床深切,形成了石质跌水崖(小瀑布),冲、洪积物构成的阶地底砾层覆于其上,砂质黄土,又覆其上,最上部为一层黑垆土,大量文化遗物即产于此层。

黑垆土,表示在黄土区植被未被破坏以前的成土作用所生成,这种黑垆土的存在表示马兰期沉积以后,在天然植被未被破坏的情况下发育,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古土壤的一种;根据陕西洛川剖面黑垆土的碳十四年触测定值为00年,热发光年龄为±年)。据此,本遗址的这层黑垆土亦应与上述者年龄相近,地质时代当为全新世之初,其底砾层应归入更新世晚期之末。

这里的脊椎动物化石共十种,犀和鸵鸟、鹿产自第一层,余皆出自上层(2一4层)。化石虽.未鉴定到种,但已知下层的犀与鸵鸟已不在我国大陆生存,然而在我国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如峙峪、萨拉乌苏河和哲里木盟化石点等地都共生,这恰好为本遗址下层文化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推测提供了对比例证。上层化石大都为现生种,有些至今仍在当地存活,证明它的出土地层只能是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

当时的气候,据研究,到了马兰期之末,气候似更干旱,马兰期后,气候转变为湿润。河流流量较大,地面植被恢复)。可以设想,在这气候湿润、草木丰茂的环境中,当时人们住在淙淙清流畔的岩棚下,过着渔猎采集的经济生活,创造着自己的精神生活,扩大着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以及创造力,从旧石器时代跨人了人类进程中的新阶段—-中石器时代。

后记∶本文图版照片是祁建文同志拍摄的。柿子流遗址发现以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肆、王向前、罗新、李占扬同志曾前往观察,王向前同志还参与了动物化石的鉴定,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者解希恭阎金铸陶富海

作者/来源:考古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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